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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[南柱赫]()
南柱赫
南、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環(huán)境的差異，對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。南朝傳東晉法統(tǒng)，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風，所需于佛教者，較之北朝則多偏重于義學，且因南朝諸帝多喜問道，并延請僧人佐政，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長足的發(fā)展。劉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、法瑗[25]等，弘傳道生頓悟教義，并請慧琳[26]參與國政，文帝之子武帝則時時問法于求那跋陀羅[27]。而后齊文宣王蕭子良[28]廣召賓客高僧，精研佛理，開講經(jīng)義，并撰述著書。梁武帝親自講經(jīng)說法，更使南朝佛教達于鼎盛，他曾率道俗二萬人舍道歸佛，又以提倡素食，親作《斷酒肉文》[29]，敕寶唱撰輯《梁皇寶懺》[30]，又建寺[31]鑄像、講經(jīng)注疏、設齋供僧，推動各種法會、佛事，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，愿為佛奴，為歷代帝王中篤信佛法第一人。其子昭明太子及簡文帝、元帝亦受其影響而崇佛。此后陳代仍多效法梁武帝，奉佛不輟。
南朝的譯經(jīng)事業(yè)，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無論是譯經(jīng)卷數(shù)或其范圍，都相當可觀；又經(jīng)論研究蔚為風潮，進而促成各家學派的成立。晉、宋之交，義學高僧如道生、慧觀、佛馱跋陀羅自關中還廬山而轉建業(yè)，沮渠京聲[32]、佛陀什[33]、畺良耶舍[34]、求那跋陀羅[35]等譯經(jīng)高僧亦陸續(xù)南來，建業(yè)遂代廬山而為南朝佛教領導中心，奠定了南朝譯經(jīng)的基礎。法顯所譯六卷《大般泥洹經(jīng)》因道生提倡，至慧觀、謝靈運就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《大般涅槃經(jīng)》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《大般涅槃經(jīng)》后，學者靡不研習，群為注疏，因而形成涅槃學派[36]?！赌鶚劇吩谀媳背氖⑿谐潭?，堪比《般若》在魏晉兩朝。又沮渠京聲譯《彌勒上、下生經(jīng)》，兜率凈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時。佛陀什譯有《五分律》，至此完成中國四部廣律的傳譯。畺良耶舍譯出《觀無量壽佛經(jīng)》等，對于凈土教的傳播產(chǎn)生莫大幫助。求那跋摩譯出《菩薩善戒經(jīng)》，為大乘戒法傳至南方之始。僧伽跋摩[37]譯出《善見律毗婆沙》，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據(jù)，另譯《雜阿毗曇心論》，形成專研毗曇學的風潮[38]。求那跋陀羅最主要的譯經(jīng)有《勝鬘經(jīng)》、《楞伽經(jīng)》，對中國如來藏思想的開展帶來深遠的影響[39]。陳真諦[40]譯有《攝大乘論》、《攝大乘論釋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、《俱舍論》等，使無著、世親之學弘傳于中國，同時亦開啟攝論、俱舍二學派[41]。又“三論”以僧朗、僧詮及法朗而中興[42]；《成實》在梁世更為興盛[43]?！斗ㄈA》的研究，持續(xù)平穩(wěn)發(fā)展[44]。
